明清时期，中医火针疗法的发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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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时期，火针疗法在前代丰富经验的基础上，为广大医生普遍肯定和接受，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，使之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，当推高武的《针灸聚英》。

明代针灸大师高武的《针灸聚英》，系统总结了前人的火针成就，不仅详细论述了火针疗法的针具材料、制作、加热方法、刺法（进针、深度）、注意事项及其适应证、禁忌证，而且阐述了火针疗法的功效机理，并把火针疗法同气针法、灸法进行了比较。这些在其前的文献中未曾见到过，均为高氏首创，其论述之深度及广度，在多年之后亦无人能出其右。

高武对火针疗法的阐述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：

针具材料的选择：高氏颇具匠心地选择了耐烧的熟铁制造火针，并分析说：“世之制火针者，皆用马啣铁，思之令喜意也。此针惟要久受火气，铁熟不生为上，莫如火炉中用废火箸制针为佳也。初制火针，必须一日一夜，不住手以麻油灯火频频蘸烧，如是终一日一夜，方可施用”，说明早在明代，已有了较成熟的火针针具制造工艺。

加热方法：高氏采用麻油灯火烧针，并描述了烧针时应注意的细小技巧问题，如“烧时令针头低下”，“先令他人烧针，医者临时用之，以免致手热。才觉针红，医即取针”等，这些充分显示了他娴熟的火针技艺。其中“烧针至通红，用方有功，若不红，反损于人，不能去病”仍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。
刺法：高氏讲究：“以墨记之，使针时无差。穴点差，则无功……”，“先以左手按定其穴，然后针之”。高氏是第一位提出穴位标记的医家，其双手运针法亦为新颖。

针刺深度：高氏告诫医者要根据病人的胖瘦和病位的浅深，灵活掌握进针深度，“切忌过深，深则反伤经络，不可过浅，浅则治病无功，但消息取中也”，消息取中就是适度进针，刺深适中的意思，只有掌握了针刺的深度，做到适度进针，才能达到应有的治疗目的。

适应证：高氏主要继承了火针治疗外科疮疡疾患和内科痹证的成就，肯定了火针破痈等作用。并详细记载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技巧，主要涉及溃脓、结积、风湿痹证、瘫痪等证。其中对瘫痪的治疗，提出“火针大开孔穴，不塞其门，风邪从此而出”，“尤宜火针易获功效”等论述。

禁忌证：高氏提出“人身之处，皆可行针，面上忌之”的观点。并最先注意到夏季之时，火针治疗后，因针孔保护不利，易变生他证，因而提出，夏季“切忌妄行火针于两脚内及足”，并有“大醉之后，不可行针”的警诫。

理论探讨：高氏对火针的理论机制进行了大胆的探索，归结出火针引气、发散两大功用，并用比较学的方法，从功效、掌握难易、给患者造成的痛苦三个方面，比较了火针、气针和灸法的不同，论证火针疗法优于灸法和气针法。从理论上给予火针疗法以高度评价。

心理准备：由于火针疗法的独特性，决定了应用火针时须具备必要的心理素质。高氏言：“须有屠儿心、刽于手，方可行针”。这是要求火针医生要具备果敢、坚决、干净利落的办事风格，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运用火针。另外“凡行火针，必先安慰病人，令勿惊心”，使病人抛弃恐惧心理，配合医生操作，此点也是火针治疗成功的关键之一。

可以说《针灸聚英》的问世，标志着火针疗法的成熟和完善，使之从理论到实践发展到空前的高水平，为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此期还有其它的许多医籍如：《针灸大成》、《针灸集成》、《医宗金鉴•刺灸心法要决》、《外科正宗》、《疡医大全》、《理瀹骈文》以及《证治准绳》、《本草从新》、《重楼玉钥》等都有火针疗法的记载，但总体而言，对火针的适用范围较窄，多未离前人旧曰。比较有新意的，有《明史•周汉卿传》中记载的周汉卿用火针治疗肠痈的史实，可惜记载过于简略；《外科正宗》中以火针治疗瘰疬，至今仍广泛应用于淋巴结核的治疗实践中。陈实功以火针治疗的病谱较广，涉及筋急、痹证、瘫痪不仁，积聚、痈疽发背等病证，尤为突出的是，成功地治疗了眼科疾患，显示了火针疗法的强大生命力。王肯堂则在肯定火针疗法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提出：“凡近筋脉骨节处不得乱行针烙”，丰富了对火针疗法的禁忌证认识。

清朝后叶及民国期间在众多医家的不懈努力下，火针疗法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。但是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各种原因，使火针疗法同针灸学一起，受到重药轻灸、重灸轻针及重视西医、否定中医思想偏见的排挤和歧视，或兴或衰，几经起伏周折，从其学术发展的顶峰跌入底谷，逐渐衰落，濒于失传。尽管在医学学术界倍受冷遇，但火针疗法以其顽强的生命力，仍活跃于民间，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。